1965年9月26日莆田县体育场彩旗飘扬，锣鼓喧天，这里正在举行欢送城厢镇知识青年赴将乐县上山下乡大会，有百多名知青将告别亲朋好友，响应党中央上山下乡的号召，从家乡出发北上。而我的舅舅，正是这百多名知青之一。
知青们先是乘坐汽车，到福州改乘火车，到顺昌再乘坐汽车到达目的地将乐。将乐县劳动局当天就将同去的其他街道知青安排到当地各公社大队，却将莆田梅峰街的23名知青安排在县招待所暂住。后来，我舅舅才知道原来是因为他们这些人多为“黑五类”子女，家庭成分不好，当地良种场坚决不接受。最后，他们23人被安排到将乐县万安公社坊头大队插队落户。
坊头大队离万安公社所在地有6里路，坊头大队共有8个生产队，我舅舅被安排在坊头一队，同队的还有黄土灿、林锦棋。第一年，我舅舅和知青们是住在一个破旧的祠堂里。祠堂之前是做为牛棚使用，简单修缮一下做为知青的住所。
刚开始的一年里，每个知青每月都有九元钱、35斤大米的生活补贴，和舅舅同去坊头的知青们轮流买菜做饭，过着集体生活。可是后来，生活补贴不再发了，集体生活也过不了了，知青们就各自开灶。这对于当时未满16岁、身体弱小且无独立生活经历的舅舅来说，确实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当年10月份舅舅下到生产队时，正值晚稻收割的秋收时节，队里只有15个青壮年社员，却有三百多亩水稻田，其中还有两百多亩山垅梯田，且多为烂泥田。第一天下地劳动，舅舅是到离村八里远的田里收割水稻。收割水稻其实不是什么技术活，但需要体力和毅力。收割下的水稻要当场脱粒，再把稻谷挑到生产队的仓库存放。善良的村民看我舅舅弱小，在装担时并未装满，本可一担装100多斤却仅装了70多斤让我舅舅挑。第一次挑担，加上山路崎岖，这个工作对我舅舅来说依旧十分艰难。三步一歇、五歩一停，待到仓库，我舅舅已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了。
秋收持续了一个多月，紧接着就是冬种。冬种的作物是冬小麦和油菜，持续半个月左右。记得在种植油菜时，安排给我舅舅的工作是拔菜苗和下底肥，底肥是由草木灰和牛粪搅拌而成的，没有工具，我舅舅需用手来。第一次用手抓牛粪，刺鼻的味道和粘腻的手感，舅舅全身的毛孔都了竖起来，那种感觉真的难以形容！冬种结束后，青壮年男社员需到山上伐木，这是当时生产队的一项副业，一直到春节之前。而春节之后，春耕春种马上就开始了。
山区的春天仍然寒冷，田里还结着一层薄薄的冰，很是刺骨。舅舅和社员们一起破冰挖稻根，翻土垒田埂，播种、拔秧、送秧、插秧，加上后面的耘禾、拔草、砍塝等田间管理，样样都要干。
紧接而来的夏收和夏种，依旧十分忙碌。那时，白天知青们和社员们共同劳动，晚上知青们还要到队部给社员们念报纸、《毛选》等，一起学习。知青们用真诚、努力改变了社员们最初的偏见，在共同的生活中结下了真挚的情谊。
1970年底，舅舅与社员在一次运送木头时，由于两个车把式都是新手，在下坡时方向把控不住，板车翻了，舅舅摔到了坡下面的水田中，脚踝被滚落的松木压到。社员们很快就把我舅舅送到万安保健院，但是由于保健院的医疗条件十分简陋，没有X光设备，无法进行检查，医生看外表也看不出什么，仅开了一些止痛药给我舅舅。当天晚上，舅舅的脚已经肿得像水桶一样，虽然有村民采来接骨草泡52度白酒，给舅舅敷在伤处。但是，第二天伤处又起了许多大水泡，且疼痛难忍。无奈，舅舅又被送到了将乐县医院，终于有一个实习医生给我舅舅拍了X光，却说骨头没有问题，也仅仅治疗一下皮外伤。就这样，一个多月过去了，我舅舅的脚依旧肿胀而无法动弹。后来，听说将乐县城有一个能治骨伤的土医生，好心的村民又把我舅舅送到那里。土医生给我重新接骨，总算使我的脚慢慢好转起来了。在这个漫长的一个多月中，身体上的痛苦与折磨实在难以言说，而村民和知青们对我舅舅的关怀与照顾，也让我舅舅深受感动。村里除了为我舅舅支付住院治疗的费用，还补偿我舅舅一个月的工分及一年口粮的钱，使我舅舅能安心养伤。后来，我舅舅回莆田老家休养了半年，才重回坊头。
看到我舅舅的脚并未恢复得很好，生产队便安排我舅舅做一些后勤，在春播春种时负责蒸汽育秧，在抢收抢种时则负责给社员们做早饭，并让我舅舅继续担任生产队的保管员。保管是一项看似轻松实际上繁杂琐碎的工作，每年十万多斤稻谷进出仓库，期间还要翻晒、去除空秕粒等，还有防鼠防霉防偷盗，确保稻谷不坏损。每个月社员的口粮发放，进出粮物细把关，账目日清月结，做到账物相符，还要定期公布往来粮物明细账目，接受社员们的监督。在我舅舅担任保管员期间，对保管工作认真负责，仓库保管账目清楚、不偏不倚，我舅舅的工作得到了社员们的肯定。
经过十年的劳动，我舅舅已经能够胜任各项农活，我舅舅的劳动工分收入也能与当地社员们同级别了。刚开始，舅舅劳动工分只有社员的十分之三。后来，在社员们的推荐下，舅舅参与了生产队的管理工作，先后担任了生产队的记工员、会计、保管员，并多次被评为坊头大队及万安公社的五好社员、先进工作者、好管家。
1974年，上面下了一个招工名额，虽然社员和干部都舍不得让我舅舅走，但为了我舅舅的前途，他们还是让我舅舅顶了这个招工名额，离开了坊头。1974年12月15日是我舅舅离开坊头的日子，村民们聚集在村头的大樟树下为我舅舅送行，他们擂茶蒸糕煮鸡蛋，用他们最朴素却最隆重的方式为我舅舅送行。大队孙水生书记更是拉着我舅舅的手说：“坊头村民真的舍不得让你走，但也不能耽误了你的前程，乡亲们会永远记住你的，祝你在新的工作岗位上能步步高升，取得更好的成绩！”淳朴的民风，感人的话语，还有勤劳善良的村民，使我舅舅对坊头村充满了眷恋和不舍。
如今，年逾古稀的舅舅和我谈起在坊头十年的知青往事时，总是感慨万千！常常忍不住热泪盈眶。这十年，是他从一个弱小少年成长为真正男子汉的十年，也是他一生中永远难以忘怀的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