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月17日晚，我准备看热播电视连续剧《跨过鸭绿江》，又不放心汤老师的病，于是打电话给洪友，问他父亲的病情怎么样了。洪友哽咽地说:“不好，喝水都起不来了。”我放下手机，迅即喊儿子开车送我去洪友家。
轻轻地敲门，悄悄地入室，洪翠已经扶起汤老师，用汤勺喂他饮水。他缓过劲来，吃力地说:“你晚上又来了。我不行了，也要和你爹妈一样去那边了。我走后，叫他们把我的骨灰埋树根下，你有空闲也过来出点力。还有……”喘了好一会儿气，又继续说，"小翠不要忘了，给我交这个月的党费。"我安慰他:“您不会走的，您只是肺部有炎症，明天洪友他们送您去医院，消炎几天就康复了。"
星期一早饭毕，我与洪友兄妹一起将老人送卫生服务中心做核酸检测，未感染新冠病毒，但肺气肿很严重，必须去肺病专科医院治疗。住进病房后，我们长长地吁了口气。我对汤老师说:“安心治病吧，别胡思乱想了。"
翌日上午，我与老伴一道去医院看望汤老师，他的精神好多了，说的话也特别多。又一再嘱咐洪翠给他交党费。中午时刻，洪翠驾车送我们回家。途中洪翠说:“我爸都到这个时候了，还惦记着交党费。"我说:“这才是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我颇有感悟，现在有些人，很难理解他们这辈人的信仰和忠诚。
星期三晚8时，《跨过鸭绿江》刚开始播放，突然，洪芳打来电话，啜泣着说:“哥，爸爸咯血了……”我嗖地站起来，慌张地冲出门，焦急地打的急驰医院。刚下的车，洪友又打来电话，嘶哑地说:“大哥，爸已经不行了，正在抢救。"
守着重症监护室，望着汤老师惨白的病容，想起他像讲故事一样，说给我听的、令我肃然起敬的、他的坎坷历程。
汤老师是鲁西南人，他的父亲任八路军扩军办主任。1940年夏，父亲与三名战土执行任务时，遭遇日本鬼子一个小队，在战斗中父亲不幸牺牲。34岁的母亲得知噩耗痛不欲生，但顾不及悲伤，唯恐被汉奸出卖。母亲蹒跚地迈着小脚，怀抱着一岁的妹妹，手牵着6岁的弟弟，12岁的他背个小包袱尾随，逃避他乡。
一年多后，盘据家乡的日本鬼子被八路军歼灭了，汤老师一家才回到故里。他和弟弟进了八路军子弟学校读书，他还是儿童团团长。1944年8月16日他参加了八路军，成为团警卫连一名战士，第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打进济南府，活捉王耀武”胜利后，他被提升排长，兼任文化教员；百万雄师过大江，红旗插上总统府，他已是连队副指导员，主管文化教育工作；血战上海，他身负重伤，躺进医院未能随部队南征；伤愈后调入市文教部门，1953年与小学教师潘来娣喜结良缘。
1958年，在"百家争鳴，百花齐放"的大鸣大放大字报运动中，他因给单位领导提意见，受到打击报复，定性为有反党言论的阶级异已分子。虽没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也一样被赶下农村劳动改造，还不给他党组织关系介绍信，自此他的党籍问题悬而未决。
汤老师全家下放来我们大队，安排住俺家。俺家5口人，3间泥墙草顶房，腾出西屋一间给他们一家，另开屋门。我父亲还给他们搭一间厨房，又去衔上帮他们家置办鍋碗瓢勺等炊具，我母亲教主妇潘来娣烧火做饭。那时候，洪友5岁、洪芳1岁，大概洪翠于1964年出生。我们两家相处如一家，两家大人都把对方的孩子视为已出，两家孩子亲如同胞的兄弟姐妹。
最朴实的是农民，在我们那个地方，没有谁把汤老师当作地富反坏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下放乡下不到一个月，夫妻俩被贫下中农推荐进小学校任教。由于大跃进时期还没有民办教师这股新生的师资力量，学校又迫切需要老师，于是公社上报，县教育部门批准，也许汤老师"改造"逢时，才与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第二次握手，我是他们的首批学生。
1960年寒假期间，他们全家住进学校公房，我们两家来往从未间断。
尽管当地干群厚待他们，但是我看得出来，汤老师的心情仍然郁闷。
我常去他们家玩，发现汤老师的床头老有一只小木箱，常年上锁，箱盖上有一个条形口子，像投票箱的模样。洪友说是爸爸的党费箱，每月爸爸都往里面投进5分钱。5分钱呐，在今天不算钱，可是在2分钱买一个鸡蛋的那个时候，5分钱可是"巨款"啊！汤老师为什么自存党费呢？我问潘老师，她说:“老汤坚信自已是冤枉的，他要用自已的表现，争取党组织的信任，证明自己忠于革命，忠于党，忠于人民。”
努力终会开花结果，1965年汤老师被评为全县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由于汤老师重视学生的德智体全面发展，他的教学班升学率极高。平时，汤老师关心学生，爱护学生，资助家庭经济特困学生，深得师生的爱戴。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红卫兵不把他当作牛鬼蛇神揪斗。
飞雪迎春到，汤老师终于熬来山花烂漫时。1979年9月13日，汤老师的原单位派人千里迢迢登门致歉，彻底平反他的冤假错案，恢复党籍，恢复原职务，恢复原级别。也是这一天，他打开党费箱实现了心愿，含着热泪双手接过党费收据。他犹如大病初愈，重获新生，可以正大光明地过"三会一课"组织生活了。遗憾的是，和他患难与共的伴侣，没能"丛中笑"，这年仲春，潘来娣老师病逝。
1980年初，汤老师全家被落实政策返回上海。他们远走了，然而我们两家的联系依然不断线。
1993年7月，汤老师正式办理离休手续。离休后，他自觉参加居委会党组织活动，以自愿者的身份继续无私奉献，做了许多好事。每当我去上海看望他时，他就取出毛巾和笔记本之类的奖品给我看，说是被居委会评为先进党员奖励的，他很自豪。
1995年洪翠入党，汤老师欣喜不己，交待女儿要尽党员的义务，自觉遵守党的纪律，思想上要入党。2001年孙子在部队也入了党，汤老师满脸的皱纹乐开花。欢喜地说:“这孩子长大了，入党了，有出息，咱们家的党员队伍后继有人啦！让他好好工作，不要怕艰苦，要团结同志，不可把自己混同于一个普通老百姓，一定按时交纳党费。"
我和老伴于2015年秋种毕，来沪寄居儿子家，当然不是白吃白住。儿子博士毕业后直接落户上海，拉近了我们和汤老师两家的距离。
最近一些日子我去汤老师家，汤老师总是向我要党徽(在老人的印像中我还是党支部书记)。我没把他的话当作一回事，其实我也没有党徽。每次去看望他，老是要我把党徵给他。我不再乎地说:“汤老师，您最主要的是，养好身体。将90岁的人了，佩戴不佩戴党徽也无所谓。”他很不高兴，责备我:“有你这样的支部书记吗？一点也不了解党员对党的感情。"
汤老师的批评，令我万分羞愧。打电话向村党支部汇报这个情况，并咨询党嶶发放的流程，支部特地给我发过来一枚党徽。我立即给汤老师送去，汤老师深情地双手捧着党徽，凝视着，像获得的至宝。
汤老师弥留之际5天了，难咽下那一口气，好像牵挂着未了结的心事。我突然想起来，叫洪翠立刻给汤老师交本月的党费。用现金交党费，汤老师养成习惯了，从月薪扣交党费，他心里不踏实。洪翠回来，对汤老师细声耳语:“爸，你这个月的党费我给交了，您看，这是党费收据。"我惊讶地看见，汤老师的双眼微微地颤动一下。
元月26日下午3时，汤老师乘东风去压倒西风走了，享年93岁。经上级党组织批准，告别仪式上，党支部书记带领本支部党员前来送行。哀乐声中，支部书记郑重地为汤志国同志覆盖一面鲜红地党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