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没料到今年在异国他乡特别热闹，外国人像国人爱过西洋节一样，热衷起中国新年。
早上去了医院，有人惊讶我今天还来上班，“不是过中国新年吗？”好几个同事见面就学着广东话，生硬地贺新年：“恭，喜，发财！”
医院的咖啡厅被精心装饰一番，薄纱似的红灯笼从咖啡厅的天花板上垂挂下来，师傅做三明治的制作台上摆放着几把撑开的小小日式装饰伞(西方人对东方文化的理解是模糊又笼统的，分不清韩国，日本和中国的区别。)午餐的菜单换成中国菜：左宗鸡和四川蝦，点心是炸春卷。左宗鸡是我到美国才听说的，这里很多人爱吃酸甜，所以富有橘子皮味的这道菜备受宠爱。四川蝦其实并不地道的，美国人的舌头不认得麻辣，他们的理念，四川的地名代表的仅是辛辣。
厨房上班的一位女士，她的父亲有四分之一的中国血统，滑稽地装扮成中国男人，过去富家纨绔子弟的模样，头戴缀有假辫子的瓜皮帽，一身绸缎长衫，还夸张地在自己脸上画了两撇胡子。排队买午餐的同事，好几个兴致勃勃地邀她一起手机留念。
下班回家路上，我车上收音机在播中国新年的趣闻。一名记者采访一位留学生，问他新年怎么过的。留学生说本打算像往常一样，自己单独过，没想到父母坐飞机来了，从机场打电话给他，他喜出望外地见到爸妈，一人家其乐融融地团圆了。
2018的春节氛围，如徐徐进站的蒸汽火车，喷着白气，笼罩着已往那些站在历史月台上的中国新年们。
看过«中国合伙人»电影的人，还记得成东青在学校窄小的公用电话间给她女朋友打电话的场面吗？时光后退二十年，“网络”还是刚刚出生不久的小娃娃，打越洋电话，是大部分中国留学生春节的唯一奢侈享受。越洋电话费用昂贵，AT&T垄断通讯业，收费为两美金一分钟。两美金，对工作的人不算什么，可穷留学生依靠助学金，奖学金，课外打工生度日，十分钟就是二十美金，快超过一周的菜金了。
钱花了，电话打过，人却没有高兴起来。话筒如吸尘器似的，思念家乡亲人的魂魄顺着电话线飘去了看不见的另一端，接下来的几天我心里空荡荡。每次打电话，中国的亲朋好友都会询问：怎么过新年？还没回答，自己的鼻子就先酸了，眼泪会争先恐后地跑出来，幸亏对方看不到。怎么过？又能怎么过？！这里不放假！在国外过节是最尴尬的日子，中国的节日挂在日历上喜气洋洋，我看看而已，罢了！外国的节日是国家规定的休息日，当地的同学急急忙忙赶回家去团聚，而我无所事事，颇有“寻欢做乐”的的煞费苦心和无聊。
一位朋友某年春节前夕订机票准备回国探望生重病的父亲。他在美国持的是工作签证，当时没有绿卡返回中国，如果还想回美继续工作，有很大的被拒签的可能性。为确保不被拒签的有效方法是到加拿大以旅游为名出境，再短期内入境签证。
朋友为了加拿大海关人员不起疑心，开车载着妻子和两个儿子，行驶六百英里赶到蒙特利尔，还订了两天旅馆。签证很顺利，朋友拿到签证后当天就开车回美国，高高兴兴地打电话给中国，说他马上就回来了。病中的父亲特别高兴，担着的心终于放下了，说：“我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儿子就要坐飞机回来了！”
第二天中国家里突然打来电话，说父亲在那天晚上静静地睡过去，永远地走了。朋友三十好几的大男人接到噩耗，像个孩子似的失声痛哭，好几天不吃不喝不睡，我打电话过去安慰，他妻子接的，说丈夫哭得嗓子哑了不能说话。事情过去很久，朋友仍然不能释怀，总在提起：都是我的错！父亲最后靠着对我的挂念和担心支撑着。如果我不打那个电话，说不定他还能挨到我回去见最后一面。
朋友每次和别人讲他的终身遗憾时，面容的神情让我想到鲁迅笔下的祥林嫂：祥林嫂一遍又一遍地和旁人讲她的阿毛不会被狼叼了去，如果她那天不叫他到门外去剥豆。
这些碎碎叨叨的“如果”终于在2014年底等来了幸福的结果：中国人到美国可以签到十年多次往返的签证了。从这一天起，中国人的父母和孩子的悲欢离合只是暂时的。家人实在彼此太想了，买张机票就可以见面了，像新闻里那一家人一样，春节在哪里都可以过，团聚这在今天不再是遥远的思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