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都想做一个安静的女子，像徐志摩写给林徽因的诗那样：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挥衣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但事与愿违，却活成了“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
白天狮吼也就罢了，但我真的好奇，自己进入梦乡以后会发出什么样的声音？也许是听着挺愉快的那种轻轻的，像蛐蛐叫声一样的声音，有一丁点扰民，但也可以接受的那种。
不管怎样，我还是希望自己能够倒头就睡，不受外界一切打扰，睡好了，好老的慢一点，脸色好一点，黑眼圈淡一点。
但好像现在就有点事与愿违。这不，病房里六个人，，其中五人齐心协力，团结协作，奏起了“病房协奏曲”，我不幸的成为了那个倒霉透顶的听众。
“音乐”此起彼伏，各有特色，让我久久的难以入睡，索性起来干点别的，本来疲惫不堪的我，竟然困意全无。
屋里此起彼伏，屋外也热闹非凡，不知哪位大哥，呼噜震天，那呼噜声穿过紧闭的病房门，让我想起96年发生在省立医院的那场“谋杀”。
96年的时候，外公直肠癌入院，那是一个六个人的病房，外公住在南边靠窗的位置，对面病床上住着一个挺高挺胖的二十七八岁的小伙子，陪床的媳妇和他真是天造地一双，不仅胖，胖的让人忍不住多看她的屁股几眼。
中午，对面中间病床上进来一个三十冒头的男人，病的挺重，好多大夫抢救他，抢救了一下午，听着好像其中一个大夫和他还是老乡。听大夫们悄声议论，说终于有血压了，然后给他手上脚上打了有三个吊瓶，就放心的走了。他媳妇看似也是累了，趴在他的脚边呼呼大睡。只留下旁边的检测仪吱吱的小声叫着。
由于第一次见那种惊心动魄的抢救场面，以至于我忍不住，时不时的看着那个不大的屏幕。
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那对胖子夫妻奏响了“男女二重奏”，那是我活了那么多年来听到的最恐怖的呼噜声，连吹带喊的，震的你心脏都不舒服了，而且穿透力非常强，走廊到处在回荡。
八十多岁的外公，由于病魔的折磨，已经说不出话，但那晚，他却格外精神，一直使劲的抬着头瞪着对面的床的方向，显得焦躁不安。
另外四个病友，也都没有前几天的呼噜声，都非常安静，我知道，大家一定都和我一样，无可奈何花落去。
病房门那块不大的玻璃窗，不时有人露头观望。刚刚才被抢救过来的那人，脸色苍白，一直扭头看向左侧病床。那双无助的眼睛，让人看了，心生可怜。
煎熬了一夜，第二天早晨，那个才抢救过来的男人就“走了”，她的妻子痛痛不欲生，瘫倒在地上，嘴里不停的说“我那两个幼小的孩子怎么办啊？”那个凄惨的男人的眼神，直到现在我都一直记得，甚至记得他的模样。
当时的我，不断的在心里给自己说，我知道他是怎么死的，我知道，谁杀了他。
就在我敲打手机键盘有感而发的时候，我听到护士在外面说话，好像是把那个呼噜震天的人叫醒了，劝他去别的地方，或者换种休息方式，并明确的告诉他，影响到别人了。
我不禁想，当年如果有这么一位负责的护士，也许，那个男人就不会死。我也一直想不明白，当年，明明和大夫是熟人，为什么在病房抢救，而不是在抢救室？为什么在抢救后不送去重症监护室？而是留在病房？这种安排，是不是可以追究医院的责任？
我是真心的羡慕那些睡眠好的人，倒头就睡的人。
此时的我尽管睡不着，但却在惬喜，惬喜妈妈带着耳塞，惬喜听着老妈轻轻的鼾声，惬喜外面那个胖子注定今晚和我一样，又是一个不眠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