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我在安徽农村插队时，曾参观过一个由县文化站筹办的上山下乡知青画展，在那里我欣喜地发现和我一起插队兄弟的一幅水彩画。
此画名叫《山乡春播忙》。整个画面以绿色为基调，画面上春色旖旎，蓝天碧水，一块块梯田绕山层叠，田里早稻禾苗一排排栏栅般齐整地杵立在碧水之中，几只蓝绿且闪着金色的不知名的水鸟，唱着歌欢快地划过水面冲向地界，山脊，白云间。画面上阳光经过水田的反射，使人觉得有点眩目。远处有一排人正在伏身插秧，眼前站着一个两鬓泛白，脸上刻着皱纹，露着慈祥笑容的老农站在水田里，高高地摞起袖口裤管正手把手地教一个女知青分秧，使人联想到接下来该是他们俯身插下去的动作。画面清新明爽，动静虚实结合，无多余繁杂，矫揉的笔调，一股湿润的泥土青秧气息扑鼻而来。老农那质朴憨厚的笑和女知青忸怩不好意思的神情跃然纸上，活灵活现的表现在这幅鲜亮的山乡春播图上，叫人感到画作者独到的匠心，恰到好处的表现力和朴素简练的创作风格。见到此画不由得使人产生想见识一下这位画者，了解一下这位画者是怎样构思出这幅画来的冲动。
我最初与师璐璐同学的相识是在下乡后没几天的一个清晨。那天我一觉醒来，舒展了一下有点酸痛的腰，推开干打垒茅屋的大门，顿时，一股山乡清晨独有的带着新鲜水田禾草和猪尿牛粪混合成的气味扑鼻而来，耳根直闻莺语鸟唱，一缕缕氤氲着炊烟的阳光，像一柄柄闪亮的宝剑从屋前竹林里斜刺而来。我揉了揉昨晚因熬夜在煤油灯下一气写下七封信而带着红丝和惺忪的眼睛。
忽然，透过竹园看到前面的山坡上有一个人坐在小板凳俯身在两膝上写着什么，我困惑的慢慢地从侧面走上前去，一看，一个跟我差不多十八、九岁的下放知青，正聚精会神地在画着一幅山乡晨晓的素描，专注的目光正饥渴地探寻捕捉着前面的景物。他全神贯注的神情和画纸上朴实无华的画面，使我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真美啊！”他蓦地抬起头来发现了我，不好意思的笑笑说：“不行，不行，画得还不行。”
后来我和他就互通了姓名，原来他是铜陵县城下放来的知青。我们谈起了下乡几天来的感受和看到的乡野俚俗，以及抬头就见的原始、优美、粗犷的自然风光，慢慢谈到了画、谈起了文艺和诗。
有人说，一个人的生活里只要有追求有目的，那么，这个人的生活就会是充实和满足的。果然，通过以后跟他逐步深入的了解、交往，发现他平时虽然少语寡言，似乎不太合众，但他在生活中对美的追求和对画的执着和如痴的嗜好却令人钦佩。他平时不修边幅，蓬松着有点脏乱的头发，穿着褪色的，肩上、袖筒都打着补钉的蓝卡其布军便装，常常是一只袖卷着一只袖子拖着，走路时低着头如履薄冰，斜晲处看到人会立到一边，背躬着让人家先走，不管熟不熟悉也不打招呼，让人感觉有点猥锁。
他常常踽踽独行，一个人跑到什么山上田头，山坳旮旯处从口袋里掏出铅笔头和揉皱的纸，展平画画。有时出工休息时他也会在田埂在山脚下画起画来，全然不顾有人无有，嘲笑如何。有时画入了神就会忘记还在上工干活，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时间长了别人也因为没有看到他而随他去，不去找他了。收工时往往别人都回家做饭了，而他的一根扁担和挑粪的两只簸箕还在田头孤零零躺着，有时天已擦黑他才担着一肩风尘低着头慢慢踱回家里，时间一长有些乡邻背后称他：“比死人多口气”。
平时收工回家除了轮到他挑水、砍柴、烧饭等必要的事务外，一有空隙他就会沐着西下的余辉，坐在门槛上画起来。碰到下雨不出工的日子，除政治学习、吃饭上茅厕外，他会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直画他的一条条人体骨骼、一只只骷髅，一块块肌肉之类的叫人有点寒碜碜的画。晚上他就在如豆的油灯下，坐在床上看他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等人的美学论稿和门采尔、伦勃朗等大师的素描作品。
时间一长，村里的社员都知道他会画画且画得还不错，逐渐就有人走来叫他画张人像，或面部或全身，他来者不拒总是很乐意的递张板凳，叫人坐好开始作画，画好了就送给人家，从不收人家因表示感谢而送来的蔬菜、鸡蛋等等报酬，但对于队里有点权势，平时倚势作伥颐指气使的一些“土皇帝〞们他都不屑一顾，对他们的要求总是嗤之以鼻，不是推说没有空或身体不适，就是一拖再拖，敷衍了事 。有时在路上碰到他们，也从不阿臾讨好，趋炎附势，而是对他们寸分有度，避而远之。
老实说在那些善恶颠倒，黑白不分的非常日子里，要保持一颗纯洁的刚正不阿的出污泥而不染的心，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而我的兄弟师璐璐，却就是这样个执拗和爱憎分明的人，以至几次上面来招工都没被选上。直到一九七八年全国实行高考，他才被浙江美院招取。几年后听说他的画几次在美院内和地方上展出。在此我祝愿我的插兄师璐璐同学能在今后的事业上有所作为有所成就，生活道路一帆风顺。
今天每当我回忆起青葱岁月时的这段时光，师兄那时孜孜不倦，努力刻苦的学习精神和刚强正直，守正不阿的做人榜样时时会鼓舞和激励着我的学习、工作和生活。
我想，如果以后我们有机会再能碰在一起，再谈起以前他的那幅《山乡春播忙》，那以绿色为基调，以远山、水田、秧苗为陪衬，画面上那两鬓斑白的老农手把手教女知青分秧的画面，必定还会在我们的脑海里清晰的浮现，到那时我们又一定会追忆起那段刻骨铭心，令人难忘的磋跎岁月……(作者:陶艹人)
1965年9月26日莆田县体育场彩旗飘扬，锣鼓喧天，这里正在举行欢送城厢镇知识青年赴将乐县上山下乡大会，有百多名知青将告别亲朋好友，响应党中央上山下乡的号召，从家乡出发北上。而我的舅舅，正是这百多名知青之一。
知青们先是乘坐汽车，到福州改乘火车，到顺昌再乘坐汽车到达目的地将乐。将乐县劳动局当天就将同去的其他街道知青安排到当地各公社大队，却将莆田梅峰街的23名知青安排在县招待所暂住。后来，我舅舅才知道原来是因为他们这些人多为“黑五类”子女，家庭成分不好，当地良种场坚决不接受。最后，他们23人被安排到将乐县万安公社坊头大队插队落户。
坊头大队离万安公社所在地有6里路，坊头大队共有8个生产队，我舅舅被安排在坊头一队，同队的还有黄土灿、林锦棋。第一年，我舅舅和知青们是住在一个破旧的祠堂里。祠堂之前是做为牛棚使用，简单修缮一下做为知青的住所。
刚开始的一年里，每个知青每月都有九元钱、35斤大米的生活补贴，和舅舅同去坊头的知青们轮流买菜做饭，过着集体生活。可是后来，生活补贴不再发了，集体生活也过不了了，知青们就各自开灶。这对于当时未满16岁、身体弱小且无独立生活经历的舅舅来说，确实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当年10月份舅舅下到生产队时，正值晚稻收割的秋收时节，队里只有15个青壮年社员，却有三百多亩水稻田，其中还有两百多亩山垅梯田，且多为烂泥田。第一天下地劳动，舅舅是到离村八里远的田里收割水稻。收割水稻其实不是什么技术活，但需要体力和毅力。收割下的水稻要当场脱粒，再把稻谷挑到生产队的仓库存放。善良的村民看我舅舅弱小，在装担时并未装满，本可一担装100多斤却仅装了70多斤让我舅舅挑。第一次挑担，加上山路崎岖，这个工作对我舅舅来说依旧十分艰难。三步一歇、五歩一停，待到仓库，我舅舅已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了。
秋收持续了一个多月，紧接着就是冬种。冬种的作物是冬小麦和油菜，持续半个月左右。记得在种植油菜时，安排给我舅舅的工作是拔菜苗和下底肥，底肥是由草木灰和牛粪搅拌而成的，没有工具，我舅舅需用手来。第一次用手抓牛粪，刺鼻的味道和粘腻的手感，舅舅全身的毛孔都了竖起来，那种感觉真的难以形容！冬种结束后，青壮年男社员需到山上伐木，这是当时生产队的一项副业，一直到春节之前。而春节之后，春耕春种马上就开始了。
山区的春天仍然寒冷，田里还结着一层薄薄的冰，很是刺骨。舅舅和社员们一起破冰挖稻根，翻土垒田埂，播种、拔秧、送秧、插秧，加上后面的耘禾、拔草、砍塝等田间管理，样样都要干。
紧接而来的夏收和夏种，依旧十分忙碌。那时，白天知青们和社员们共同劳动，晚上知青们还要到队部给社员们念报纸、《毛选》等，一起学习。知青们用真诚、努力改变了社员们最初的偏见，在共同的生活中结下了真挚的情谊。
1970年底，舅舅与社员在一次运送木头时，由于两个车把式都是新手，在下坡时方向把控不住，板车翻了，舅舅摔到了坡下面的水田中，脚踝被滚落的松木压到。社员们很快就把我舅舅送到万安保健院，但是由于保健院的医疗条件十分简陋，没有X光设备，无法进行检查，医生看外表也看不出什么，仅开了一些止痛药给我舅舅。当天晚上，舅舅的脚已经肿得像水桶一样，虽然有村民采来接骨草泡52度白酒，给舅舅敷在伤处。但是，第二天伤处又起了许多大水泡，且疼痛难忍。无奈，舅舅又被送到了将乐县医院，终于有一个实习医生给我舅舅拍了X光，却说骨头没有问题，也仅仅治疗一下皮外伤。就这样，一个多月过去了，我舅舅的脚依旧肿胀而无法动弹。后来，听说将乐县城有一个能治骨伤的土医生，好心的村民又把我舅舅送到那里。土医生给我重新接骨，总算使我的脚慢慢好转起来了。在这个漫长的一个多月中，身体上的痛苦与折磨实在难以言说，而村民和知青们对我舅舅的关怀与照顾，也让我舅舅深受感动。村里除了为我舅舅支付住院治疗的费用，还补偿我舅舅一个月的工分及一年口粮的钱，使我舅舅能安心养伤。后来，我舅舅回莆田老家休养了半年，才重回坊头。
看到我舅舅的脚并未恢复得很好，生产队便安排我舅舅做一些后勤，在春播春种时负责蒸汽育秧，在抢收抢种时则负责给社员们做早饭，并让我舅舅继续担任生产队的保管员。保管是一项看似轻松实际上繁杂琐碎的工作，每年十万多斤稻谷进出仓库，期间还要翻晒、去除空秕粒等，还有防鼠防霉防偷盗，确保稻谷不坏损。每个月社员的口粮发放，进出粮物细把关，账目日清月结，做到账物相符，还要定期公布往来粮物明细账目，接受社员们的监督。在我舅舅担任保管员期间，对保管工作认真负责，仓库保管账目清楚、不偏不倚，我舅舅的工作得到了社员们的肯定。
经过十年的劳动，我舅舅已经能够胜任各项农活，我舅舅的劳动工分收入也能与当地社员们同级别了。刚开始，舅舅劳动工分只有社员的十分之三。后来，在社员们的推荐下，舅舅参与了生产队的管理工作，先后担任了生产队的记工员、会计、保管员，并多次被评为坊头大队及万安公社的五好社员、先进工作者、好管家。
1974年，上面下了一个招工名额，虽然社员和干部都舍不得让我舅舅走，但为了我舅舅的前途，他们还是让我舅舅顶了这个招工名额，离开了坊头。1974年12月15日是我舅舅离开坊头的日子，村民们聚集在村头的大樟树下为我舅舅送行，他们擂茶蒸糕煮鸡蛋，用他们最朴素却最隆重的方式为我舅舅送行。大队孙水生书记更是拉着我舅舅的手说：“坊头村民真的舍不得让你走，但也不能耽误了你的前程，乡亲们会永远记住你的，祝你在新的工作岗位上能步步高升，取得更好的成绩！”淳朴的民风，感人的话语，还有勤劳善良的村民，使我舅舅对坊头村充满了眷恋和不舍。
如今，年逾古稀的舅舅和我谈起在坊头十年的知青往事时，总是感慨万千！常常忍不住热泪盈眶。这十年，是他从一个弱小少年成长为真正男子汉的十年，也是他一生中永远难以忘怀的十年。(作者:诗路花雨andsix)
那一年，初中毕业，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也随着青年大军上山下乡，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了。
一天农闲着，便跑到邻近同学下放的知青点去玩。这些小伙子虽然在农村过着非常艰苦的生活，见老同学的到来，怎么也要想办法热情招待一番。天黑了，几个人便偷偷溜到邻村菜园地里，掰几个苞谷，拔几棵萝卜和青菜。这些“劣迹”本村的老乡并不知道，因而，对于我的到来，老乡们并不介意。
然而，一次偷鸡打狗的事件，却使我再也不敢到那里去玩了。事情源于一次晚饭，大个子李龙吃了整整一斤米饭还叫没吃饱，大伙意识到已好久没沾荤了，肚子里缺少油水。这时，不知谁冒出了句，“老同学来了，没有荤招待不行，去弄条狗吃吃”。开始大伙还觉得这主意有点“那个”，但已长久没沾过荤了，终于经不住诱惑，还是借招待我为名，做了狗肉的“俘虏”。
经过一番精心准备，很快备齐了打狗用的铁丝、活套、木棒、诱佴等工具，本着“兔子不吃窝边草”的古训，趁着星疏月淡，寂静之夜，分头悄悄潜到较远邻村的一个村子里去了。大概是同伙嫌我胆小，不熟悉地形，只让我站岗放哨，使我失去了直接参加“行动”的机会。那一晚，我一人远远站在村头，望着茫茫的黑夜，几乎每个毛孔都张着，第一次品尝到了“做贼心虚”的味道。不一会，从平静的小村里传来了鸡飞狗跳，人喊畜叫之声，只见一组人手抓三只鸡，另一组人抬着毛乎乎的死狗直奔知青点而去。没能熬过夜，当晚大家便煮了一大锅狗肉和鸡肉，“干净、彻底、全部消灭之”。为了不暴露目标，趁黑夜我们把鸡毛、狗内脏等埋在屋后的山坡上，满以为这样便能神不知，鬼不觉了。
第二天，整个村子里便传说着，来了一伙贼在邻村偷鸡摸狗，搞得那个村鸡犬不宁，丢鸡丢狗的几户人家还伤心的哭了一场，真缺德，并告诫村里的这些知青，晚上要把门关好了。老乡们说着这件事的时侯，气愤之情溢于言表，孩子和妇女们个个还面露着一种莫名的恐惧表情。我们听着这些，表面上一个个都镇定自若，但内心都虚的很，表情极不自然。
第四天，难堪的事情发生了，本村一位老乡在知青住的房后山坡上挖树洞时挖出了“赃物”，很快，偷鸡摸狗之事便传遍了各个村，老乡们远远见到这些知青便指指点点，窃窃私语，见到我更是远远躲避。有的为防不测，还把自己家的狗和鸡拴了起来。其后的一天，本村张大妈家丢了两只老母鸡，便毫不怀疑地确认是我们所为，先是在知青的房屋前指桑骂槐大叫“偷鸡摸狗”不得好报，继而干脆上门找我索要，说就是我这个窃贼所干的事，村里人也围上来看热闹。我们在张大妈面前好一阵对天发誓，保证绝不是我们干的，并让张大妈和生产队长到房间查看。经过好半天的折腾，张大妈这才半信半疑离去，弄得我们“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当天下午我便逃离了那里。直到几个月后张大妈抓到了那个偷鸡贼，村里人才消除了对我们的嫌疑，但是，从此我再也不敢到那里去了。
偷鸡摸狗之事不仅使我声誉扫地，也使这些下放知青的声誉付出了代价。各个村见到这些知青像防贼一样提防着他们，我在的那个村更是把我当成了贼，小孩老人见到我就跑的远远的，一直到了近五年时间，恢复高考我考上大学后，村里的人才消除了对我的看法。其后的日子里，大家革心洗面，痛改前非，那怕再苦，每天吃盐巴，也不敢动老乡一点东西，劳动生产中任劳任怨，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逐步挽回了影响，取得了老乡的信任。
岁月悠悠，近五十年时间了，当年的十四五岁的知青，如今已是两鬓斑白皱纹满面了，我们几个当年偷鸡摸狗的哥们不期而遇时，谈论最多，感慨最深的便是那段难堪的岁月。它让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再苦也不能触碰那做人的底线，去干偷的事情，教会了我们，要“老实做人”这一简单而又深奥的人生道理。(作者:谈笑在指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