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里的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这是电视剧《围城》的旁白，也让我们想起了钱钟书先生。这段精彩的旁白，被无数人时常引用。而很多人可能不了解，这段话是出自钱钟书先生的爱人杨绛（原名杨季康）先生之手。
当年导演黄蜀芹为了把这部名著搬上荧幕，曾专门拜访他们夫妇俩。杨绛边改写剧本，边逐段写出修改意见。电视剧播出后果然名声大噪，在全国一度引起《围城》热。她可谓是最懂得《围城》的人。
时光追溯到1932年的春天，这是一个阳光明媚、微风拂面的早晨，清华校园内淡雅清幽。杨绛就是在一棵硕大的广玉兰树下与风度翩翩的钱钟书相识了。当时杨绛是去看望老朋友孙令衔，孙也要去清华看望表兄，这位表兄不是别人，正是钱钟书。
钱钟书当时身穿青布大褂，脚踏毛底布鞋，戴一副圆框的眼镜，眉宇间“蔚然而深秀”。虽初次相见，但爱意萌动，彼此间却难以忘怀。
后来，钱钟书约杨绛在工字厅相会。见到杨绛，他迫不及待的表白：“我没有订婚”。而杨绛瞪大眼睛红着脸颊，含情脉脉地回到：“我也没有男朋友”。从此二人带着彼此欣赏的心境，开始了一天一封的鸿雁传书。
1933年钱钟书和杨绛订婚。1935年7月17日这两个有情人终成眷属，在苏州庙堂巷杨府举行了结婚仪式。这一年的春天，钱钟书已获得了庚子赔款公费留学的资格。而当时杨绛还没有毕业，但她决定放弃学业，陪满腹经纶的丈夫自费赴英、法留学。
在英国，钱钟书和杨绛自理伙食。有一次杨绛买了活虾，她刚剪了一下，活虾在她手里抽搐，吓得急忙扔掉虾和剪刀，从厨房里跑了出来。钱钟书问她怎么回事，她说：“虾被剪刀一剪，就痛的来回伸缩，可怜的很，以后不要再吃了”。钱钟书听后笑了笑，说道：“虾不会像你说的那样痛，它还是要吃的，以后我来做吧”。就这样，他们即学着做饭，同时也享受着新婚的自由和浪漫。那段时间，他们真的很快乐。
钱钟书和林徽因住过邻居，他们两家的猫经常打架，他就专门准备了一根长竹竿，不管刮风下雨，还是严寒酷暑，只要听到猫打架，他就会毫不犹豫地拿起竹竿去帮他家的猫。
幸福往往让人措手不及，而又让人充满期待。不久，他们爱的结晶、宝贝女儿钱媛出生了。
1937年，上海沦陷，二人携女回国。钱钟书在清华谋得一教职，到昆明的西南联大上课。而杨绛则留在上海，在老校长王季玉的力邀下，在振华女中当了一年的校长。后来，毕业于东吴大学政治系的杨绛，历任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外语系教授，清华大学西语系教授。
这时钱钟书已从昆明回到上海。杨绛在陈麟瑞、李健吾等人的鼓动下，尝试着写了四幕舞台剧《称心如意》，第二年在金都大剧院上演时，出乎意料地赢得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杨绛从此名声大振，她的笔名“杨绛”也就此叫开。此后，她又接连创作了喜剧《弄真成假》、《游戏人间》和悲剧《风絮》。而此时的钱钟书也开始了《围城》的创作。
1945年，夏衍看了杨绛的剧作，顿觉耳目一新，即流畅俏皮，又讽刺幽默，颇有英式戏剧的风格。激动地说：“你们都捧钱钟书，我却要捧杨绛。”
1958年，47岁的杨绛开始自学西班牙语。
1965年1月，《唐吉诃德》第一部翻译完成。
1966年，她和钱钟书先后被打成“牛鬼蛇神”，双双接受“改造”。就是在那些苦难的日子里，他们也同样保持着少有的幽默。有一次被剃了“阴阳头”，杨绛就笑对着钱钟书说：“小时候老羡慕弟弟剃光头……果不其然，羡慕的事早晚会实现”。每当这时，一旁的钱钟书总是苦笑着轻轻摇摇低垂着的头。
1978年4月，杨绛翻译的《唐吉诃德》正式出版。6月，西班牙国王和王后访华。杨绛应邀参加国宴，席间邓小平同志惊讶的问道：“《唐吉诃德》是什么时候翻译的？”而忙于与西班牙皇室握手的杨绛，微笑着谦逊的答道：“今年出版的。”虽答非所问，但其中的艰辛和酸楚只有她自己知晓，一言难尽。后《唐吉诃德》被邓小平当作国礼送给了西班牙国王。《唐吉诃德》的译本至今被业界认为是最优秀的翻译佳作，2014年已累计发行70多万册。
《洗澡》写于1980年，是杨绛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这篇小说淋漓尽致的展现了各类知识分子，在“三反”运动期间的心路历程，被施蛰存评价为“半个《红楼梦》加上半部《儒林外史》”。
1984年，她创作的《老王》被选为初中教材。沉定简洁是杨绛作品的语音特色，看起来平平淡淡、无阴无晴。然而平淡不是贫乏，阴晴隐于其中，经过漂洗的苦心经营的朴素中，有着本色的绚烂华丽。干净明晰的语音在杨绛的笔下变的有巨大的表现力。85年出版了散文集《隐身衣》英语版本，86年出版了《回忆我的父亲》、《回忆我的姑母》和《记钱钟书与围城》。同年10月，西班牙国王颁发给75岁的杨绛一枚“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十字勋章”，以表彰她杰出的贡献。
1997年，杨绛痛失爱女，被她自豪的称为“我平生唯一的杰作”的钱媛去世。她那双曾给了女儿无数次真爱的温暖的手，没有留住她日渐枯萎的生命。一年后，钱钟书也没能熬过那个寒冷的冬季，依依不舍的离开了自己的“最贤的妻，最才的女”。临终之际，钱钟书一眼未合好，杨绛附在他的耳旁，轻声说：“你放心，有我呢！”内心的沉稳与强大，让人肃然起敬。
当年，杨绛怀着悲痛的心情开始翻译柏拉图的《斐多》，还有《一九三九年以来英国散文作品》，西班牙著名的流浪汉小说《小癞子》和法国勒萨日的长篇小说《吉尔．布拉斯》。当时她已年近九十高龄。
2001年，她出版《丙午到流亡》。当年，她已全家三人的名义，将八百多万元的稿费和版税全部捐赠给清华大学，并设立了“好读书”奖学金。
2003年，93岁的杨绛出版了《我们仨》，风靡海内外。这本书打开了杨绛多年尘封的记忆，写尽了她对丈夫和女儿最深切绵长的怀念。
2004年，杨绛文集出版。
人生的道路曲折而漫长。2016年春天，105岁的杨绛静静地坐在北京三里河的老房子里，这是一个属于国务院的宿舍小区，是一个三层楼的建筑。那个没有封闭阳台，没有室内装修的家，那个“为了坐在屋里能够看到一片蓝天”的家，便是杨绛的栖身之所。自从1977年全家搬到这里，三十多年过去了，房子还是保持着它的原貌，而不同的是，屋子里面的三个主人，只剩下了孤苦伶仃的杨绛。此刻的她，心里很清楚，自己也已走到了人生的边缘，她常常喃喃自语：“家在那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2016年5月25日凌晨，杨绛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享年105岁。杨绛先生去世，犹如流星划过天际，留下一道绚丽的轨迹。中国小说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卢翎高度评价她的文学：“杨绛的散文平淡，从容而意味无穷。可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读她的散文更像是聆听一位哲人讲述些烟尘往事，在平静、平淡、平凡中有一种卓越的人生追求”。
一百多年过去了，岁月的风尘难掩她的风华。她热爱平静朴实的生活：“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简朴的生活，高贵的灵魂是人生的至高境界”。
杨绛先生并没有离我们远去，她的人格魅力和学者风范将永远激励着我们。我们也会铭记她的一句话：“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