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一支“乡愁”,慢慢地品

　　燃一支"乡愁"
　　慢慢地品
　　弹掉岁月烧尽的灰
　　空气里弥漫着回忆的味道
　　一吞一吐地拉扯过去
　　一圈一圈地围
　　围一座中国的城

　　1999年春末夏初,我和先生一起开车穿越美国, 离开加洲, 从太平洋海岸一直开到了离大西洋不远的小城:哈瑞森。它位于新洲北部,西语族裔为主的城市,人口稠密，住房拥挤。

　　到新洲的第一个夏天, 大学在放假，老公的助教工作没有开始，暂时没收入。我在一家名叫"中国城"的餐馆找到一份活儿：接外卖的电话，收银带位。

　　"中国城"的沪式菜在附近小有名气。开餐馆的夫妇是上海人。老板长得高高大大，眉宇间透着英武之气,他不是好好先生, 典型上海男人，而是脾气火爆的退伍军人,在中国当过兵，做过班禅的警卫员。老板娘在中国时结婚多年，一直未能要到孩子, 她从上海师范学院英语系毕业，被分配到大学教英语。老板娘80年代末申请到美读书深造, 来了没多久就发现自己怀孕，这使本不愿出国的老板喜出望外地奔来。当时老板娘在外州读书，为了未出生的孩子，老板在中餐馆打杂补帖家用。

　　有一次他被安排清理冷冻库，落下一盒冰冻蝦在外没收进去，因此被开掉。老板只得去附近其它中餐馆找事，没想到没有一家要他。一气之下，老板跑到纽约，做起了厨师。老板娘毕业后，在纽约找到幼儿园老师的工作，家就安在哈得逊河边的新洲小城。

　　老板在小城看上一节像火车车厢的门脸，夫妇俩把它租下，开始创业。他们蒸包子，做盒饭，专门卖给附近大学的单身中国留学生。因为老板把饭菜的价格订得很低，留学生就把这里当成食堂，中午晚上都来。老板的生意越来越好，不久外卖火车箱换成正经堂食加外卖的中餐馆。除了有这家餐馆，还包下中国远洋航运的咖啡厅，提供早中餐。

　　"中国城"的生意兴隆。遇到过年过节，特别是中国的大节日,订餐的三部电话响个不停，大堂里座无虚席，门口排着长队。我害怕,痛恨过节。从下午五点到晚十点,所有人会变成连轴转的机器人。 收碗的半工留学生陈尘总说:"一想起要过节,我的根儿都颤。每次过完节,打好工回家时,恨不得把脚剁下来,揣着它回家。"

　　客人多，点菜单雪片一般飞进厨房，经常有菜出不来,跟不上的时候，老板就在里面大叫大嚷,乱发脾气，摔盘子砸碗是常事，老板娘是老板的第一出气筒,我亲眼看到她被泼了一身菜汤,  却没说什么，回家洗了澡换了衣服，回来又坐到前台看我收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老板娘始终都在维护丈夫，她对大家解释："他脾气大,心情不好是因为睡觉太少。"

　　这是真实的,  老板一周两天早起 （早上四点）去鱼市买活鱼，每天晚上要忙碌到午夜才回家休息。

　　老板虽是粗人，但对帮他做事的我们心很细，尤其对我特别好。我在那里才做一星期，他就主动给我加钱。秋天我过生日，他竟记得，还订了蛋糕来替我庆祝。有一次大家聊天，我告诉他们自己新搬了家, 为了降低房租，找了一个单身一起分租。我租的是一房一厅，真正的臥室很小，分给单身，我和老公在住客厅。客厅是一间大一点的,光溜溜的空屋子，没有放衣服的壁柜,甚至从厨房和客厅连门都没有装。老板笑话我:"那你们怎么过生活呀?"

　　我只好羞红脸嘟囔:"我在门框上挂了帘子，单身室友的臥室有门。另外,我们进出也不同走一个门。室友从后院进,走的是厨房的边门,我们走正门。"

　　虽嘴硬,我心里默默承认了自己生活窘迫。哎,出国在外,只好艰苦一下吧。

　　没过两天，老板让老板娘转告我, 他要帮我装个客厅门。老板专门到我家量了门的尺寸，又开车到专门店买了一扇门，在我轮休的那天拉到我的公寓,   把门装上。在我的再三要求下，他只收下了买门的钱。

　　"中国城"里, 除掉我, 端盘子的王小姐，收碗碟的留学生陈尘, 洗碗的老刘，剩下的人都包住在老板家。他们没有身份, 是非法移民。这些人英文基本不懂，大家一星期做六天，唯一一天轮休,能去的就是曼哈顿的中国城。小小的中餐馆，聚集着一群光怪陆离的大陆人, 仔细听他们聊天，十有八九围绕一个假设：如果有一天, 美国会有大赦。(美国对中国非法移民的大赦是89年,一个百年不遇的机会。)

　　大厨阿斌, 好几年前从福建偷渡来美，欠全村上百人的债。每次他从老板那里领了钱，到唐人街电汇家里绝大部分,让父母挨个去还亲戚和街坊。阿斌的债没还完,最近又添上弟弟的负担。弟弟在偷渡时,不幸被移民局抓住，阿斌去求老板出钱帮他把弟弟保出来。

　　阿斌的弟弟年仅16,一张清秀的脸未完全脱去孩子的稚气, 大家都称他为小弟。小弟自从踏上美国的土地,不仅像哥哥一样负着全村人的债,外加老板的保金，而且还在移民局注册挂号,被监控。他定期要上法庭去听审，随时准备被遣送回中国去。可是小弟每天一边说笑,一边端盘子招待客人，积攒着小费,年轻人债多不愁。

　　小弟喜欢吹牛。下午三点是午饭过了,晚饭还不到的时候,周中不忙,没有什么客人,小弟坐下来拣菜的空隙,就告诉大家自己辗转来美的经历。他说:

　　"过去,我们家乡的人都藏在坐货船上来的,海上一漂就是上月。人生病,暴死在路上的事经常发生,尸体被抛到海里。现在,我们安全多了,大家改坐飞机。我有十来本假名字的护照,先到南洋的小国家的,搭了好多架飞机,最后才来了这里。都怪我运气不好哦,在纽约刚登陆就被抓....."

　　听着他的故事, 我感觉就像读天方夜谭。当他说到南洋,忽记起二十世纪初中国南方沿海渔村的居民喜欢去南洋淘金的历史。中国人遍布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等地。八十年代末期, 国内涌现了一大批自南洋回来,衣锦还乡的华侨。这时,我会在脑海里试着勾勒小弟回国探亲的景象。

　　切菜,打杂的老张是天津人, 按老张讲话, 当年因公出国和不愿回去都是他老婆的劝。他是和探亲来的太太一起"黑"下来的。老张想得开,他说:"只要和她在一起,在哪儿不是过?黑的白的有啥区别?!"

　　乐天知命的老张每天都笑嘻嘻的,做着模范丈夫。

　　直到我遇见他的数月后,脸上再也没有了笑容。他的太太病了,腹痛难忍,去医院看过几次急诊,可查不出原因, 所有的积蓄花掉了,夫人还是一天天虚弱, 不能进食,日渐消瘦,老张心如刀割,神不守舍。

　　做过军人的老板关键时刻站出来替他拿主意,建议老张立刻送太太回国治病。病中的张太太死活不要丈夫陪着回国,说看病需要花钱,得有人挣钱。替太太送行的前一天,老张切菜时把手切到了,看着鲜血直流的手,老张, 七尺男儿的硬汉,在厨房里哭起来,像孩子似地委屈。没有身份,生病的太太一旦返回中国,以后再不会被允许到美国登陆,这一别, 夫妻何时能再相聚?

　　洗碗的老刘从四川农村来, 到美国来探读书的儿子。老刘最大的愿望是在美国的半年期间挣到足够钱，回去可在家乡的小镇上开个杂货店。老刘有六个儿女,在美国的儿子排行最小,最有出息。他脸上的皱纹如刀刻一般,写满了岁月的艰辛。洗碗时,他的双手红通通, 颤微微的,动作很慢。客人多的时候,老刘很努力却洗不完源源不断送进来的脏碗。

　　这时候老刘总急得满头大汗, 手里不停, 嘴里自言自语:"就好,就好了!"

　　大厨阿斌用勺子敲着炒菜锅的边沿,不耐烦地嚷嚷:"盘子,盘子! 老刘,你慢得像老牛一样。做不了,不要做了,回去帮你老婆看娃儿吧。"

　　老刘家的那位也没在家抱孙子,孙子是儿媳妇自己带,老刘家的住在别人家, 带别人家的孩子在挣钱,为了他们将来在四川开的小店而努力。

　　端盘子的王小姐, 早就不是小姐的年纪, (她喜欢别人这样称呼自己,显得年轻)四十出头,女儿在读高中。在上海遇到王先生,然后结婚都是王小姐的陈年旧事。落户香港后,她和婆婆一起住。王先生的妈妈早年和丈夫分开,丈夫过去是船员,在王先生很小的时候偷渡去美,杳无音信。好事成双, 王小姐结婚没多久, 公公突然出现在香港,失散多年的一家终于团圆。

　　移民美国没给王小姐带来什么享受,倒是更多的辛苦劳作。王小姐在上海是纺织女工,嫁的先生也是一个普通香港人,没什么钱,两人不怎么懂英语, 他们来美国是为了女儿。王小姐生活上精打细算, 依靠多年的积蓄, 购了一处房子，地下室和一层全都租出去，自家人住二层。王先生在附近衣厂上夜班，晚上七时到早上七时。王小姐是早上11点上到午夜, 夫妻俩每天只是打个照面, 她自嘲夫妻俩人是现代牛郎织女。

　　生活里让王小姐欣慰的是女儿,女儿不仅书读得好,还弹了一手好钢琴。刚认识王小姐不久,她女儿要在普林斯顿参加钢琴的过级考试。王先生不会英语,没去过的地方因为看不懂路牌, 自然开不了车。王小姐就拜托我们陪她的姑娘去考试。那是我第一次去普林斯顿大学,正值秋天,音乐系琴房外的银杏树在晨风里下着"金黄的雨",和那忽高忽低,忽远忽近的琴声相映成趣,都在空中飘着。

　　"中国城"我没有做很久。半年左右，就怀孕了，自然辞工回家。如今, 偶尔我们全家还会去中国城吃饭，除了老板,老板娘两个人还在，其他人早就换了, 铁打的兵营流水的兵。